话剧《英雄儿女》|这部红色经典对主旋律电影创作有借鉴意义

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创作的大型话剧《英雄儿女》,将于10月6日至16日,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,这座英雄城市正式上演。这也将是由上海作家巴金原著小说《团圆》首次被改编登上话剧舞台。

“烽烟滚滚唱英雄,四面青山侧耳听。”在那激昂熟悉的旋律,再度将唱响在万千观众耳畔之际,不妨先对当年的电影《英雄儿女》做一回顾。

《英雄儿女》作为红色经典影片的巅峰之作,通过成功地塑造王成、王芳等英雄形象,彰显出炽热的爱国情怀;通过英雄事迹、主题情节,展示出崇高的爱国精神;通过对白、音乐等视听语言烘托出伟大的爱国思想。全方位彰显了中华民族英雄儿女的爱国主义情怀,并以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鼓舞和激励着几代观众,为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而不懈奋斗。

9月6日下午,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就此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。在他看来,电影《英雄儿女》中所实践的创作方式,在新主旋律电影、戏剧不断涌现的当下,同样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。以下以他口述的形式呈现。

电影《英雄儿女》

“王成形象的成功塑造,对于原著剧本而言是很大的提升”

巴金的小说《团圆》不长,两万字的中篇,被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看中后,指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。厂领导在接到任务后,首先就想到了导演武兆堤。

武兆堤导演也很传奇。他是山西人,出生在美国的匹兹堡,之后在中国长大,19岁就到延安参加了革命。上世纪50年代,他和苏里导演联合执导了影片《平原游击队》,成功塑造了游击队长“双枪李向阳”的银幕形象,在全国的反响特别好。

作为一名革命者,武兆堤导演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很深,在拍摄这部电影时,其实是把中国侠义小说,那种古典的浪漫情怀注入其间。他之后便作为长影的重点培养对象,被送往北京电影学院进修。

武兆堤接手《团圆》的剧本后,先就找到了本就是战士出身,当年还曾亲历过朝鲜战争的编剧毛烽搭班子,后者有许多一手的战场见闻和经历。相较于原著小说,他们两位在改编上的一大突破,是把王成的英雄形象给凸显了出来。在小说《团圆》里,王成就是王芳的哥哥,几乎是一笔带过,没有语言,没有形象,好像只有一句叙述的话,“六连的战士回来了,王成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。”

但这句话是耐人寻味的,它包括了众多在阵地上牺牲的志愿军英雄的先进事迹。所以武兆堤、毛烽在塑造王成的形象上,特别是重场戏“为了胜利,向我开炮!”那段,是把烈士杨根思、林炳远、蒋庆泉等人的英雄事迹做了综合。在剧本修改当中,就形成了他一个人守阵地,在最后关头跳上战壕,手持爆破筒一跃而下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场面。

我到现在也觉得,这段场面的拍摄和剪辑特别“先锋和前卫”:它的镜头语言脱离现实主义的藩篱,完全是浪漫化的呈现,背景是用“抠像”技术,制造出英雄牺牲前的霞光万道。这样的拍法很像后来MV起来后,那种象征性的画面感。同时,英雄的形象是在画外通过王芳的歌唱缅怀带出来的,观众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王芳在演唱过程中对哥哥牺牲时的想象,而一点不觉得虚假和突兀。这段影像的诉求点,并不是纪录片式的还原,而是用高亢的音乐旋律烘托出一种观影情绪,进而成为一种英雄主义再现的注脚。

王成形象的成功塑造,对于原著剧本而言是一个很大提升。巴金在《团圆》中的着力点其实在战场上的父女相认。说起来,这原本是一个“小家”经过战斗的洗礼而破镜重圆的话题,电影中实际上是把这个“家”的概念给重构了——它不再仅仅是儒家传统认知上的血缘家庭,而升华为一个革命的“大家庭”。

电影《英雄儿女》

“在我看来,电影中王芳实际上有三个‘父亲’”

在我看来,电影中的王芳实际上有三个“父亲”:首先是他的生父,田方饰演的师政委王文清,还有就是她的养父,周文彬饰演上海老工人王复标,倾情养育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革命者的骨肉。还有一个人物,很多人可能忽略了,那就是在战场上抢救过她生命的朝鲜老大爷(浦克饰),他实际上是一个“国际主义”观照下跨国的“父亲”形象。

这里面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田方饰演的王文清。他是我军首长,但是电影并没有用过多的笔墨去反映他指挥战斗,而是给了他很多在一盏油灯下为战士缝补衣服,为战士们做思想动员工作时谆谆教导(的镜头)。也就是说,在没有讲到他和女儿相认之前,他就是一位爱兵如子的“父亲”形象了。而当王芳因为失去了兄长,陷入无限的痛苦之际,又是这位首长,以长者的身份对她进行关怀和疏导,“你应该把哥哥的事迹唱出来,让全军、全国人民都知道。”这才引出了之后脍炙人口的《英雄赞歌》。

这首歌可以说同当年的电影在精神气质上高度一致,都是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最佳结合。同时,它(歌曲)背后也传递出一种“哀而不伤、怨而不怒”的儒家传统价值观。我们都能从中听出悲愤的成分,但这种“悲”并不令人消极沮丧,而是转化为一种催人奋发,激励向上的力量。这一点有点像是古希腊的悲剧和英雄史诗中的“壮美之感”,也就是东西方文艺理论与美学中皆有而各表的“崇高”。

田方饰演的父亲戏份并不多,但他真是一位会用眼睛演戏的好演员。三四十年过去了,我一直忘不掉的就是王文清的眼睛,这双眼睛里表达出的东西远比他的动作和台词要丰富得多——当他知道了眼前的小战士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时,又不能马上公开相认,但他的眼神中已然满是老父亲的慈祥与关爱。而在他指挥部队反击的时候,一句“给我狠狠地打”。那一瞬间,他的眼神简直就是在喷火的。田方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电影局的领导,出演电影的机会并不多,只是这一部《英雄儿女》,就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在战士王芳面前,在两人父女相认之前,王文清就已经是一位在革命大家庭中,对她人生的价值与趋向进行引导的“精神之父”了。在电影中,我们看过很多关于年轻人的“出走叙事”,比如《青春之歌》中的林道静,包括巴金先生自己的《家》里觉慧的出走,都是一种背离式的出走。再比如《小兵张嘎》《闪闪的红星》里的两位少年英雄,他们是在亲人遇难后,一种离散意义上的出走,最终又在革命队伍中找回了家庭的温暖。

《英雄儿女》则不尽然。它的结尾不仅是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归旨上的一个小家庭的团圆,更是一种集体主义、共产主义革命“大家庭”的大团圆,这个“家庭”甚至还囊括了国际主义观照下邻邦友人。我觉得这是电影《英雄儿女》真正的高明之处,而观众从电影中品读到的,是王芳从一名情感比较脆弱的小姑娘,哥哥又牺牲了,观众会为她之后的路该怎么走而揪心。但她在精神之父的引领下,在生父的悉心陪伴下,在朝鲜老大爷的精心照料下,终于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志愿军战士,这带给观众的情感补偿就必然多元而丰富的,也就怪不得会让几代观众为这部电影击节叫好,念念不忘。

2018年10月15日,天津,养老中心为86岁的抗美援朝退伍老兵许振学爷爷播放电影《英雄儿女》。 人民视觉 资料图

“《英雄儿女》的时代意义,拿到现在也不过时”

《英雄儿女》的主创将革命的英雄主义与儒家传统的家道伦理糅合在一起,使得这部电影相较同类战争片的“坚硬”之外,处处透露出人间的温情与温馨,既在感官上有一种情感的魅力,同时又兼具人性的温度。当时和《英雄儿女》前后问世的,还有一部长影厂讲述“团圆”的故事片《达吉和她的父亲》。但在当年,这两部电影的风评可谓截然不同。关键就在于,后者讲的还是“小家”的团圆,没有完全跳出传统章回体小说中“私情”的满足。

其实,英雄主义同“家”的归旨是存在矛盾的。前者强调一种个人的进化与升华,甚至是必须在“舍”小家之后,才能达到的一种无我无畏的高标。《英雄儿女》改编的核心就在于,把“血缘之家”升华为革命“大家庭”的大团圆,在这个“大家”里,有父女情、兄妹情、战友情以及国际友人的情谊。这无疑要比当年很多同类文艺作品中呈现的要丰富得多。

《英雄儿女》的时代意义,即使拿到现在也不过时。前些年,是枝裕和的《小偷家族》也是一种对“家”的重新定义:他在片中集合了一群社会的失意者,他们聚在一起重建了一个“家”,借此反思当下日本社会的亲情疏离,低欲望社会,少子化、原子化的生活状态。实际上,他是在用一种非血缘关系的家庭建构来对现实有所批判。

但在中国当年的革命语境中,这样的电影艺术创作实践早已有之。《红灯记》中的李奶奶对李铁梅说,“你爹不是你的亲爹,你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。”再有像同样是长影厂摄制的《自有后来人》。那个年代,包括上影厂、北影厂都有许多类似的作品,它们大都从“小家”到“大家”,最后是在“大家”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,都是在用“革命之家”的团圆来代偿“血缘之家”的离散。

《英雄儿女》是新文艺理念与中国传统文艺观融合的范例。电影在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之下,本身不乏传奇色彩,也没有跳出“破镜重圆”这一中国人普遍的理想与希冀。毛主席曾有过一句话,“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。”毛主席还说过,要“百花齐放,推陈出新”。当年武兆堤那批创作者就是在身体力行,践行这一号召。

这种创作方式,在新主旋律电影不断涌现的当下,同样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。这些电影往往要涉及到或者就是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为背景,在尊重史实与艺术虚构上,如何做到平衡与创新?其实不妨从历史中找到灵感和答案——从上世纪三十年代,中国电影、戏剧和文学就一直在探索这一问题。抗战初期,郭沫若的历史剧《虎符》《屈原》,包括阳翰笙的《天国春秋》,都涉及到在历史史实与艺术虚构间如何把握分寸的问题。历史剧是有一套严格的创作范式,前人在历史上也有过许多探讨,一般的要求是现实当中要有原型人物,而在原型人物上如何做一定的艺术加工?《英雄儿女》在这方面,同样有着昭示当下的意义。